原标题:三问“中国式减负” 减负就像减肥那么痛苦?!

  “减负”无疑成了今秋开学的热门话题,但其实这个话题已经至少发酵了十多年,只不过每年都是在“口水”中被淹没。今年教育部发布的“减负十条”征求意见稿,再次让国人看到一种“快刀砍乱麻”的决心。然而,在尚未理顺“减负”后的升学、招生、就业等社会评价体系的现实下,“中国式减负”在多数人看来还只是一个梦,一个难以实现的“中国梦”。

  >>>一问

  “减负”喊了9次,为何喊而无用?

  在我国,教育“减负”的政策长期存在。据统计,在过去的58年间,“减负”被国家教育部门喊了9次。新中国成立后发出的第一个减负信号是在1955年,而当时因为生活困难,连饭都吃不饱,所以呼吁“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”;而在上世纪60年代,尚未实现义务教育,“小升初”是要经过多轮考试的,压力也不小,1964年,教育部颁布了《关于克服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现象和提高教育质量的报告》。1978年,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指出:“学生负担太重是不好的,今后仍然要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和纠正。”但那时刚刚恢复高考,显然负担不那么容易减下。直到1988年,国家教委专门发布《减负的若干规定》,但其实中小学生的压力正在逐渐加大。

  进入21世纪前后,随着“小升初”升学压力的加大和择校竞争的加剧,小学生压力越来越重,教育部颁布的“减负”政策越来越频密。2009年4月22日,教育部颁布《关于当前加强中小学管理规范办学行为的指导意见》,再一次要求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;2000年2月,教育部发布紧急通知,要求“切实把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减下来”;2010年,国务院印发了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(2010-2020年)》,首次将“建立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监测制度”写入教育规划纲要中。今年8月22日教育部新拟定的《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》征求意见稿。

  为何这些“减负”政策都没有奏效?有教育界人士指出,关键在于长期以来减负都被当成一项行政命令下发,至于有没有执行、执行效果如何,并没有人追究。

  >>>二问

  减少作业量,为何反对意见最大?

  每次喊“减负”,必提减少作业量,这一次更是把作业从小学阶段剔除,连一到三年级都不用考试了。这样就能奏效吗?恰恰这一条被反对的意见最大。不少家长认为,布置作业和考试本身并没有错,这两者从来就是巩固和检验孩子学习的主要手段。只不过,在当前升学压力沉重的大环境下,作业已经变成了一项机械工作,而考试也变得很是功利。多数家长强调,只要作业不把孩子逼到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,或者是把考试拿来排名或当成学校的政绩,就没多大问题。

  然而,恰恰相反的是,跟多年来的“减负令”背道而驰的是小学生们的任务越来越重,原因在于整个社会的指标化管理已经根深蒂固,进而渗透到最应该有创造空间的教育上。

  教育专家熊丙奇指出,改革考试不是要取消考试,而应该把原有的死板考试,变成动态的、适应教育规律的考核方式。要达到这样的考核方式,就必须改变评价体系,评价体系变了,考试自然也变了。这个评价体系包括学校的升学率、教育部门对学校的考核、校长和老师的岗位绩效。

  可悲的是,家长交钱读书是希望孩子提高综合素质和文化水平,最后却成了教学指标化的产品,成了学校向上汇报工作的一个符号。反过来,教育部门对学生的评价,也是只看分数最实际,同样强化了老师和学生必须追逐分数的单一做法。

  >>>三问

  为何出现 “校内减负校外增负”?

  很多业内人士都提到,只要中国社会的考试制度未变,只要义务教育尚未均衡,“减负”政策就会一直失灵下去。

  小升初、中考、高考……在当前追逐分数的集体模式中,一个再有改革气魄和创新精神的校长或老师,都无法摆脱整个游戏规则。而为了追求更好的教育资源,家长们也会让孩子“打肿脸充胖子”,最终受伤的可能还是硬扛的孩子们,而减负政策则丝毫无损。

  从作业减量,到“无作业日”,其实许多减负往往是一种局部的想法、短暂的尝试,而不会成为常态和共识。从老师来看,为了保证教学质量,学生“减负”意味着自己要增效,自己的课堂要能让学生吃饱,才能让学生课外有充足的快乐时间又不至于成绩下降;对家长而言,最担心的莫过于减负等于减分,这是他们最无法接受的结果。很多家长宁愿让自己的孩子吃点苦,也不想他们对学习不上心,于是出现“校内减负校外增负”的现象。

  这就像一个人要减肥,本身的体质没变,却突然要求断绝供应食物,必然无法支撑其身体的运作,而如果为了保证供应,肯定会越来越肥。教育体制就像一个骑虎难下的大胖子,无论怎么治都会很痛苦。我们只看到了减体重必须少吃,却没看到必须通过长时间的调理才能真正减负。

(来源:羊城晚报)